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厌倦了北京昏昏欲睡的夏天，背起个包，赶往六里桥汽车站。换乘几次后，第二天傍晚，我来到锡林郭勒草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宝音家的蒙古包前。
即使我是一个远方跟着感觉走、随性而来的陌生人，草原上的牧民依然热情好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烤羊腿、马奶酒、吹拉弹唱（那是旅游景点呈现给游客看的），普通牧民们的日常三餐，一般就是奶茶配奶馒头或炒米。
宝音的妈妈特意为我做了一顿饭，青椒炒茄子、黄瓜条和白米饭（倒不是穷，草原上实在是不好买菜）。吃完饭一看，暮色四垂。
草原深处的蒙古包没有电，一家三口只有宝音念过初中会一点简单的汉语，蒙古包里唯一的家电——一台收音机放的还是蒙古语，那时手机还不智能，一下跌入到了“简单社会”。加上旅途劳顿，吃完饭才七点多就睡了——那是我记事以来睡得最早的一天。
我跟宝音一家三口同睡一个蒙古包，半夜被爬进被窝的小虫子痒醒，耳中传来他们的呼噜声，还有广袤草原上无拘无束的风。抬眼望去，穿过敞开的顶棚（夏天透气），望见漫天的星星，说着蒙古语一般我听不懂的话。
宝音家的牧场有8000多亩，去“隔壁”舅舅家做客只能骑马或者摩托，我还帮他们放了半天羊，白天甚是有趣。只是夜晚，去了又来。三天之后，茫茫的草原之夜，诗意褪去，渐渐只剩孤寂。去意渐浓。
宝音对我从大城市跑来看草原感到有些不解，他看着我展示的北京、上海的照片，仿佛第一天晚上我望着的广袤星空。光锡林郭勒草原就有近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浙江两省大小），许多牧民一生都走不出那广袤土地。
适逢西乌旗那达慕大会，草原上的年轻人提前几天就骑马或摩托出发。宝音的表弟巴特尔骑摩托带我四处转悠了几天，不厌其烦。后来，我说再去看他们一直没去成，宝音一家也搬到旗里（县城）。宝音买了一辆小轿车，时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往返城里和巴彦胡舒的载客信息，以及《请帮我转发到全中国》《实在太恐怖了，200%的人都不敢再吃了》之类的文章。
如今交通与网络发达，城市与乡村的鸿沟已不那么明显，草原上的牧民多数时候都住在现代化的定居点。中西部许多地区的农民也已洗脚上岸，白天骑着电瓶车去附近的工业园朝八晚五，电商和快递触角伸展至乡村，在老家亲戚疯狂的“亲友助力”攻势下，我也装上了拼多多。
未及欣喜乡土的“现代化”，夕阳已下山。夜色渐浓，这条鸿沟又回来了。吃完晚饭，家乡小村的村民们按往常习惯，聚在大伯家门口聊会儿天就散掉，再回家打开电视看不多久，9点多一些就都睡去，浑然不觉“浪费”了这春风沉醉的夜晚。村庄只剩下偶尔几声犬吠，一大半的人家传出来呼噜声。
让我想起儿时，一年春末夏初，我跟父亲去给山脚的稻田放夜水。那天不知为何，夜浓得乌漆麻黑，只有我们两盏手电筒一前一后地晃着。我想看看天，抬起手电，天哪，“黑巴巴个天，好大哦”，把这点光亮也吸走了。
我老家的小村，一些年前被认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装上了太阳能路灯。一位从城里返乡的婶子拎过来录音机，带领村里的妇女们聚在一盏路灯下跳起广场舞。
开始的时候，小孩、鸡呀狗呀都围过来看，广场舞时兴了一阵子。不多久，妇女们失了兴致。究其原因，白天劳作的锻炼量已经足够，晚上再甩那么几膀子“锻炼”，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小村夜晚依然冷清，渐渐连狗都不再凑热闹，没有了围观群众，妇女们热情顿失。小村“文艺复兴”画上句号。
如同广场舞，路灯们灿烂了一两年，陆陆续续灭了几盏。近些年地方农村工作集中到“脱贫”，新农村建设又没人管了，那几杆路灯也没人维护（村民更不懂），也就一直黑不隆咚地杵着。夜晚灯下黑，赶路的外村人咣当一声撞上，戳骂几声，招来全村的狗此起彼伏地反对。
多少年过去了，白天已不是那个白天，夜晚还是那些个夜晚——而不少地方的乡村振兴，便类似这样，只“振兴”了明面上的事物。
近些年，杭州许多乡镇通过大量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积累，一年光乡村旅游、建设费用就有五六百万之多。不少乡镇花巨资邀请专家规划设计，从乡间道路、候车亭到路边垃圾桶、公共厕所，都改造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现代化硬件，环境优雅，设计精巧，令人想到日本乡村。
直到下车上厕所，发现所有马桶都无法冲水，打开厕所门，脏乱差的景象令人摇头，还不如老式旱厕，欣喜之后的失望加倍袭来。
这些地方近年大力打造的民宿经济，也往往形式大于内涵。民宿本身现代、时尚，环境幽雅，硬件也不错，只是出了门，往往黑灯瞎火无处去，只好退回房间看电视玩手机。跟在城市住宾馆并无二致，油然而生天亮赶紧走人的念头。
浙江的乡村旅游无疑走在全国最前列，“两山建设”“万村景区化”“诗画浙江·百县千碗”等，均是具体而扎实的。
事实上，发展乡村旅游，不外于“村玩” “村晚”与“村碗”。“村玩”是乡村体验，“村晚”是住宿体验，“村碗”是乡土饮食与风物。其中，又以“村晚”为核心，只有把人留下来“过夜”，才能把住宿、餐饮、购物、休闲、服务等深度消费留在本土。
当“万村”们都在搞“白天”、明面的亮化，一些地方把目光投向更关键的“村晚”，无疑更加明智。
杭州萧山区河上镇有一个“紫霞河灯节”是全国非遗，每年中元节，河上人都要点燃精巧的河灯祭祀先人。河灯点完就完了，怎样拉动旅游？
传统的办法是接着搞庙会。庙会的主要内容，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无非是吹糖人、剪纸、做香包之类，以至于每年夏秋庙会高峰期，许多民间老艺人忙于赶场。这些传统非遗项目“借尸还魂”，再拉些台湾小吃、东南亚小吃、内蒙烧烤……组成小吃街，内涵、形式千遍一律，毫无地方个性，把民间传统文化渐渐还给“传统”。
事实上，中国的“庙会”已形成“产业”，具有完整的商业模式和团队。笔者多年前于地产商任职期间搞过一次，我只需要跟活动组织者牵上头，提供场地，他就可以将一整套老“艺人”、帮手、道具、大篷车宣传带过来。
2019年，河上镇政府采购乡村旅游专业市场服务，将民间传统文化从厚重、单调中拉出来：
其一、河灯节提前至七夕，形成从七夕到中元节的“文化旅游周”，打造了“河上之夜”“河上大典”“河上市集”和“河童之夏”几个板块；
其二、嫁接七夕的浪漫，看星河、放河灯、逛集市，3D裸眼灯光秀、“河上店”市集、诗情画意告白街等，让小镇的夜晚具备新颜值；
其三、将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与文创、演艺、音乐节等时尚玩法跨界结合，河上音乐节、号召小朋友穿汉服游河上等，赋予民间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新魅力。
乡村寂寞，不光外来游客，乡土也需要文化凝聚。河灯初上，全镇2万人也都涌到镇上，像赶赴一场多年不见的盛大集会。
如此，河上镇一面通过“文化赋新”，将民间传统文化成功推向市场，通过搞活乡镇之夜，成功把人留住，让更多城市游客进一步探索当地，打造了地方旅游品牌，后续结合一系列与辖区各村庄互动的活动，真正推动了乡村旅游；另一方面，通过本土文化的发掘、塑造，提振了乡土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乡村振兴更加有的放矢、更加深入。
黑灯瞎火不叫乡村旅游，空空荡荡也不是乡村振兴。“把灯亮起来才叫乡村旅游”，“有年轻姑娘走来走去才叫乡村振兴”，倒是实话。
近期研究某知名投行的投资报告，在分析了“未来五年最值得企业投资进入的行业”后，结尾列出了“要慎重选择的行业”——“类似不建议的行业：农村房地产、美丽乡村建设投资、民俗文化村、田园综合体、农村生态旅游、农村景点投资、农家乐、农村采摘、私营农场、山庄投资建设、葡萄酒酒庄与城堡、民宿投资建设等”。
为何资本如此“畏惧”乡村？除了农业投资风险大、见效慢的明显原因，更在于以下几个深层因素：
其一、农业相关行业，作为与国家CPI高度相关的行业，受政策及调控影响大，难以获得超额利润。换言之，农业投资，风险无下限，利润有上限，不太划算。
其二、用地难，成本高。农业投资载体，最终都要回到土地。土地政策是国家的根本和红线，土地需求旺盛的发达地区可供建设和腾挪的空间极小，欠发达地区土地又缺乏投资价值；然后是成本高，许多地区农业生态旅游、农庄、田园综合体等农业建设用地，价格向商业地价看齐，导致经营主体将资金沉淀在土地成本，“一入农业深似海，从此十年还贷款”，债务高企，发展受限。
其三、农业投资的去资产性，这是农业投资的重要制约因素。现有产权制度下，外部农业资产金额的投入，只能买到资产收益权，无法买到“资产”所有权和处置权。投资主体除了很少一部分能走向上市、被收购，总体缺乏想象空间。
解决不了土地获取及资产属性问题，市场资本就难与乡村“共鸣”。像“褚橙”一样，需要情怀、好心态和耐性，对市场来说，实在勉为其难。
缺乏市场力量，导致乡村建设投资只能依靠政府，后继乏力，难以深入；而一旦放开，武装到牙齿的资本广泛进入，对小农的冲击力无疑巨大，农民权益的保障、乡土的稳定又会是巨大挑战——这便是顶层设计面临的两难。
乡村建设主力无疑还是政府。国家通过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向乡村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
但政府的建设属于“管控型建设”，为确保资金用途合法合理，须在强管控、规定路径下“建设”，落地过程中，为了考核、应付、规范，就难以避免“装了马桶却不通水”的尴尬，以及中西部地区资金不足只能集中财力搞“试点”，进一步拉大村庄发展的“马太效应”等现象不断出现。
其次是乡村自生力量。我国大多数人口流出型的乡村，村庄建设的主力是“中坚农户”及“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鉴于土地整合困难，资本人才缺乏，其自发性建设存在很明显的天花板。
还有一些返乡创业的年轻群体，例如家在景区周边，就可以回乡开民宿，老家具有传统优势种植项目，就可以返乡搞特色种植/养殖。但“创业”的基础在于本土的资源禀赋，天赋好的乡村毕竟少数，年轻人离乡进城才是大趋势，返乡创业终归是少数。
再就是民间组织。从民国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到本世纪初开始，以温铁军、刘相波教授组建的人民大学梁漱溟乡建中心，邱建生教授组建的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等半教研半民间机构乡村建设，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延续。
乡村建设，首要建人，三农问题，农民为首。这些民间组织与大学结合，组织支农支教。他们围绕组织农民、“去精英化”教育、乡土文化重建，如组建妇女协会、老年协会、文艺队，评选“十佳儿媳”“好婆婆”，乡村支教、组织农民合作社，试验推广生态农业等。
民间组织，贵在独立，失在无援。一方面自己要吃饭，培训中心结业，去处往往是NGO组织、公益农庄、生态农庄等，收入不高，继续坚守，纷纷面临现实压力，凭理想和情怀，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不擅长搞经济建设和明显的实体建设，难以带领农民创收，容易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困境。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灯光又把它照花。最近一位朋友不如意，独自带小孩回乡下，到家，发来一张黑不隆冬的夜景，“家里漫天的星星，离得好近，真好看”，听了让关心她的朋友心里石头落了地。
“河上之夜”固然美丽，之前是漫长的土地流转，集中土地投入资金修复古镇原貌，再把非遗老艺人请回镇上，通过免租、政府订单、建设非遗展示馆等，逐渐有了修复民间传统文化和乡村振兴的基础。
有了平台，再从市场上聘请专业乡村旅游机构，政府与民间、市场携手，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再如前几年建德市农业农村局，一改发补贴的老办法，采购专业市场服务，打造出集特色农产品、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建德“果蔬乐园”品牌，并组织对接市场，实现“授人以渔”、乡村建设的内循环。
当下乡村有闲钱的群体当属老年人。老年人往往有一定积蓄，但不舍得消费，存银行又不划算，李昌平便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建立金融合作社。由老年人出资，集体决策，只要有五位加入合作社的老人签字、担保，村社内的农户就能获得贷款。老年人本着对自己钱财负责的态度自然谨慎，本乡本土又知根知底、注重信誉，便解决了现代金融一直难以克服的骗贷等道德风险问题。
农户通过贷款，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又能提供稳定的利息。围绕如何派息、使用，由入股老年人商量，又为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创造了平台、提供了抓手，从而促进乡村从金融运转、农业生产、组织恢复、尊老养老等内循环系统的建设与修复。
此时，政府与其将大量财政投向低效的领域，不如拨付一定种子基金投入他们，再以特殊的比例抽息以支持乡村公共事业建设，从而形成乡村造血、自治的健康循环！
当前的乡村振兴，无疑还需依托政府，倚靠地方主政官员。而地方政府要做的，绝非大包大揽，而更应该“敦厚”“合群”，俯身明了乡村真正所需，尊重市场客观规律，合民间、市场之力，才能共兴乡土，造福一方。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乡村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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